马尔库塞：爱欲、恐怖、青年人与精神疗法（一）

马尔库塞：爱欲、恐怖、青年人与精神疗法

马尔库塞

导言

赫伯特·马尔库塞：我希望你们不要问我关于我的理论或者作品的问题。对我来说，试着去解释我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能够把它们讲得更清楚－些，我早就这样做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同样，我觉得讨论我私人的心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从来都没有被分析过，显然也不需要被分析。我希望，我在心理学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很普通。

山姆·肯恩：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您像是在宙斯的脑袋里长大之后跳出来的一样。突然之间，全世界的造反学生都把马尔库塞当成了同盟，并认为您是他们所期望的新时代的伟大先知。到底是哪些事件促使您热清洋溢地投入到了对现代世界的革命性的分析之中的呢？

革命的热情

马尔库塞：我当然不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蹦出来的。由于我的著作也只是这几年才在欧洲流行起来，所以看上去如此。但实际上，在我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我就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当时被视为先锋派风格的文学作品。

肯恩：您还记得您的政治倾向和哲学倾向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吗？是什么激发了您的热情？

马尔库塞：这种热情源于我的个人经历：德国革命因遭到背叛而失败了，法西斯反革命组织最终把希特勒推上了台。德国革命失败的时候，我才20岁。当时我的兵役期还有最后半年，我就驻扎在柏林。我是士兵委员会的成员，这也是我的第一次革命经历，但因为革命很快就遭到了背叛，那段经历非常短暂。我想应该是1919年，我离开了柏林，到了弗莱堡。在那里我把精力放在了比较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学习上。在接下来的14年里，直到1933年我离开德国，加入了已迁往日内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相对来说，我不大参加政治活动。在研究所的那一年，同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再度唤醒了我的政治热情。在我1934年迁居美国之后，我的思想一直主要受这两位同事以及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影响。直到最近，我的想法才和霍克海默产生了分歧。

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的分歧

肯恩：什么分歧呢？

马尔库塞：我们对世界范围的学生运动以及美国政治的特征有了不同的评价。我认为学生运动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然而我的朋友们却不愿赞同这一点。他们认为相较于苏联，美国是一个进步的、自由的社会。当然，我同意他们对苏联政权的谴责，同样，我也认为进步的、自由的力量在美国社会仍然很活跃。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对内与对外政策都是对人类自由的有系统的压抑。

精神疗法与人类解放

约翰·瑞泽尔（以下简称瑞泽尔）：我们了解到，压抑和自由的对立是您思想的基石之一，您认为彻底重建社会是推翻压抑、解放人类心灵的必由之路。不过，除了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重建，您是否认为精神疗法也有助于撒播解放的种子呢？或者说您是否认为，目前所设想与实践的疗法实际上是强调顺从、强调个人利益和反革命的？

马尔库塞：很明显，如果精神病理学仅仅是帮助病人去适应一个病态的社会，使他能够在这种社会中有所作为，那么这只是将他从一种病态推到另一种病态罢了。即使是弗洛伊德也认可这一点，但他也反对精神治疗师让病人变成革命者，或反抗他们的社会。弗洛伊德本人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分子，但他的理论却包含着超越性的激进要素。所以不能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实践究竟顺从还是不顺从。这两方面都存在，而且我认为——虽然弗洛伊德会反对——他的核心概念明显具有革命性。

肯恩：我认为弗洛伊德像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那样，有两个梦萦绕在他的脑海。一是南太平洋小岛上简单的自由，一是农民革命带来的混乱与恐怖。

瑞泽尔：也许传统的美国精神病学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同样的缺陷，它完全忽视了它理论中的政治意涵。只有您、诺尔曼·布朗，可能还有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tikson），愿意认真考虑弗洛伊德对受到了压抑与实现了解放的心理所作的分析的政治意义。

马尔库塞：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美国社会致使许多人处在了心理异常的状态。在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精神病患者。因此，美国的精神治疗师们一直都在忙着应付那些心理机能失常的患者。如果一个人无法消化、不能进食，那么就必须修复这些机能，与此同时，必须把政治与社会意识排除在外，除非它们对治疗来说必不可少。就像内科医生在治疗肺炎时不需要过问患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一样，精神治疗师在治疗身心失调时，通常也不需要关心患者具体的政治观点。所以不能泛泛地说精神病学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

瑞泽尔：您指的是理论层面，我认为，您还可以谈谈实践层面。

马尔库塞：在哪种意义上呢？

瑞泽尔：比如，就它的收费结构、它的个人主义、它强调对病理现象的矫治而不是促进成长而言，就它惯于让人们适应现有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不公而言。我认为威廉·赖希 的命运表明，美国治疗师并不关心政治状况。赖希坚持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整合，即对身体和政治身体进行整合。然而美国的赖希主义者们却抛弃了他的政治见解，只重视他对性格结构所作的生理动力学分析。

心理学与群体疗法

肯恩：这可能是一个太过悲观的看法。我认为整个群体疗法运动充满了革命意义。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心理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不知您是否同意？

马尔库塞：我必须声明的是，因为我从未研究过群体疗法，所以对它说三道四是很不礼貌的。我只是从过去的研究报告了解到了交友小组和格式塔小组。我曾读过伊莎兰学院的学校大事周年表。

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恐怖了。这种对幸福的管理简直倒我胄口。他们甚至教人们去触碰彼此、去握手！如果有人无法自行通过试错法做到这一点，他最好还是放弃吧！

瑞泽尔：但事实上，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都害怕触碰他人。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孤僻、孤独和麻木。

马尔库塞：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能以造作的、机械的方式来习得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必须出自他或她这个人，而不是组织。

交友小组与身体接触

瑞泽尔：关于这些敏感性小组和交友小组的意义，我想提供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与那些致幻剂（LSD）的辩护者曾经运用的论证方式相似，如果一个人从婴儿期开始，就生活在幻想与感性都受到压制的社会里，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想象和亲密行为可能具有的形式。有些人曾经宣称，致幻剂扯掉了盖在丰富的想象力世界之上的帷幕。同样，这些小组中的人们也能够从触摸他人的过程中学习。

马尔库塞：但是在今天，不论你是否愿意，你本来就会经常被他人触摸、拍肩膀。

肯恩：但如果一个竞争的社会破坏了温情与亲密行为，也许我们不得不通过这种造作的方式来重新唤醒自己。

马尔库塞：我在这点上也许大错特错，但我觉得，人类必须亲自去学习。如果某人必须从教科书上学习性行为才知道如何和他的妻子或女友做爱，那他肯定有毛病。

羞耻感

肯恩：您在《论解放》一文中关于耻辱的分析，似乎与这个话题有关。您说过，资本主义社会将俄狄浦斯情结与独裁的政冶经济结构揉合在了一起，因而精神的和政治的压抑造就了有极深羞耻感和负罪感的人格。如果羞耻感和负罪感把我们与感性隔离了开来，那么是否意味着革命性的疗法必须能消除个人的羞耻感才行？您认为我们该如何“消除羞耻感“？

马尔库塞：我认为你提到了关键的一点。我想说的是，羞耻感是一种积极而真实的东西。人具有不同的品质和维度，而它们都是人的财富——一我的意思是，它们以非剥削和不贪婪的方式从属于人。这些财富属于他个人，而且只与他所选择的人来分享。它们不屈于任何共同体，也不是公共事务。

肯恩：您似乎在说，只有羞耻感能够保护隐私。但毫无疑问，对于单个个体——某一个人——来说，即使没有羞耻感，也可能有隐私。

马尔库塞：怎么可能？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某人发生性关系，那就是一种退化和压抑的发展。对于握手这种小事来说，同样如此。如果这些都要通过小组进行排练，那么真正的爱欲的成分也就丧失了。

男性友谊

瑞泽尔：我想基于在这种小组中的个人经验再与您讨论一下。我们所生活的竞争性社会正在使一些行为变得非常困难，例如，让一位男士去接受自己对另一位男士的爱欲和温情。

马尔库塞：是的，的确这样。

瑞泽尔：几乎所有男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充满了敌意或者是很冷淡，要么就是表面的、止于拍拍背的友情游戏。正如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所说，男性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同性朋友而不担心被看作同性恋。而在这种小组中，我可以由熟练的人引导，通过少量的精心设计的练习来拥有对其他男性的温情和爱欲。

马尔库塞：你现在所说的只是对其他男性！那么对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或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来说，你也持同样的观点吗？

新感性

瑞泽尔：当然。我的经验是，这些新的治疗技术可以辅助人们增进所有关系中的爱欲要素，并有助于创造出您所生动描绘的新感性。如果能允许自己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保持开放的心态，并能放心地说“你们可以尝试新的观察方式与存在方式”，那么你也就打开了那扇通向新感性的窗户。

马尔库塞：是的，但前提是你本身已经拥有新感性。

瑞泽尔：我认为人们本身就拥有这些感性，只是社会迫使``我们压抑了它们。``我谈论的并不是形成各种各样的感性，而是要去解放那些长期被否定、被扭曲的感性。在这方面，我从您的著作中受益良多。

肯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治疗师就像是禅师，即某种类型的骗子，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允许你去做那些你本不需要批准就能做的事情”。

马尔库塞：是的，你说得很对。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在这个方面并不专业。但是如果你让我谈一谈我的直观感受，我就必须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上。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都太过于说教了。老师常说，做真实而自然的自己，去感受更多。你知道，我向来支持学习。有些人会说我非常独断，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有组织的教与学的观念对人类的某些生存维度来说似乎不适用。我并不想做出判断。这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偏见。也许这些小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