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爱欲、恐怖、青年人与精神疗法（二）

精神健康与心智健全

瑞泽尔：当谈到精神健康时，我们会涉及释放受压抑的感性，但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社会规范，所以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心智健全到底是什么意思。

精神治疗中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强调说疯狂具有积极的价值，甚至认为轻微的精神病也有积极的价值，即认为它可以作为允许在更高的层面重新整合心理的突破性经验。

对有些人而言，病人们变得越疯狂、越自律，即越是独立于常规的社会控制，疗法就越成功。例如，苏格兰精神分析学家莱恩认为适应社会是一种病。毫无疑问，您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激进的疗法。

马尔库塞：我见过莱恩，但我们似乎无法找到共同点。我很反对那种只因他们是疯子就赞美他们的倾向。无疑，把人们变得比现在更加疯狂了，这对社会没什么好处。因为，你所得到的只能是一群疯子反对另一群疯子的社会。如果你想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中以革命的方式行动而又不被它压垮，那么你是需要一种疯狂的。

但是这种疯狂不是精神病学界定的那种形式。它是一种逻各斯的疯狂，有着高度的合理性。它能洞悉社会的根本病症，并能分析可用以改变形势的手段与方式。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了让人们反抗社会而必须把他们变疯。与此不同，我认为，任何五官健全、意识大致成熟的人，都能够成为反抗者，而无须寻求精神冶疗师的帮助。

新理性

肯恩：在《论解放》一文中，您谈到我们既需要发展新感性也需要发展新理性。那么新感性会不会在更深的层次上不欣赏无意识以及心灵爱嬉戏同时又非理性的维度呢？这有可能把不具有纯粹理性和分析——您认为它们是反抗者主要的能力——特征的原动力释放出来，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这有可能把快乐释放出来。

马尔库塞：是的，但这种新意识和新感性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可能由人为或合成的方式实现，这就像不可能通过嗑药实现解放那样。

药物可以提供独特的时机，引起震动，但这种效果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将化学反应转化为政治承诺。只有在价值和政治经济结构层面发生根本改变的新社会中，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解放。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因为我一直坚待认为，新理性与新感性必须在变革之前出现。它们是引发变革的必要力量。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诞生并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心灵已遭到扭曲和破坏的人们去建立一套真正实现了自由与解放的新体制和新关系。

换句话说——或许这样能缓解悖论——至少一些具有新价值和新志向的人类已经存在，并在大范围变革发生之前就已经发挥作用，普遍的解放才会成为可能。

新的人

瑞泽尔：这听起来很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古老的难题。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那种纯洁的意识从何而来？

马尔库塞：为什么要问从何而来？它们原本就在那里。我认为这种新意识正在从年轻人那里，尤其是学生那里源涌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些激进的青年已经对价值做了重估。他们不接受社会现有的价值。据我所知，他们的本能完全是非暴力和非攻击性的。他们深知，假如不是由于当权派压倒性的势力，我们总有一天能够通过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创建一个像样的社会。

瑞泽尔：您说您认为并不是药物使年轻人产生了新感性。那么您认为有可能是什么？

马尔库塞：我们很清楚在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使这种新感性展现了出来。这种新的态度发端于60年代初，那时许多年轻人来到了南方并且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民主与平等究竟是怎样运作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接下来，东南亚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次巨大的冲击。如今，尼克松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国内外的镇压。所以，我认为不需要为这种新的穷兵赎武政策寻找任何人为的或神秘的借口。

你应该寄希望于那些尚未被社会所整合的年轻人，那些不愿意出卖自己灵魂的年轻人。人们常说，这些激进的学生都是些被宠坏了的、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精英。这是事实，但仅限于极小的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正是这种特权地位才让他们与社会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使他们觉得痛苦，而不是被社会所吸收。

核幽灵

肯恩：您认为，在导致旧有价值走向幻灭并唤起人们去寻求新价值方面，核幽灵的存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瑞泽尔：我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孩最近告诉我说：“原子弹早就投下了，我们现在都是变种。”

马尔库塞：没错，她说得很对。不过，我认为核战争的威胁决不是我们所面临的最糟糕的事。超级大国很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真正的灾难是那种总体的痴愚化（moronization）、非人化以及人受操控的前景。

肯恩：如今这代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变成了死人。他们一直生活在所有文明将会终结的可能性之中，因此他们有了一种要么及时行乐，要么自暴自弃的态度，即“还怕失去什么”的态度。

马尔库塞：他们每天看到的都是藉由人类社会可获得的资源事实上做了些什么与本来可以做些什么之间令人痛苦的对照。目睹了所有的野蛮、压迫、剥削和不公之后，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个幻想，即他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因此，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去寻找用以解释激进青年之所以出现的神秘的动机。

超有机体与好战国家

瑞泽尔：您刚才提到超级大国之间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而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Rapoport）曾宣称，在人类冲突这个戏剧中，主角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政府，即超有机体，其中人类扮演的角色大概就像细胞之于身体那样。他将这类有机体称为“好战的国家”（StatiBelligerens）。

其中最发达的是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国家都是些庞大的官僚复合体，它们拥有自己的信息接收器、数据处理中心、决策规则、通信网络、存储系统和传感器。对这些机械式的利维坦而言，个人激清根本就无关紧要。

马尔库塞：如果他没有对这些官僚体制加以区分，那么它就是一种泛化的类型，而对此，我完全持反对意见。

首先，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发展方向（以后有机会，烧纸告诉老爷子）。即使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事实上也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因为它们潜在的发展方向极为不同。

瑞泽尔：但是您怎么看待这种提的相对较少的观点，即我们的社会渐渐地变成了不再回应个体的超有机体？

马尔库塞：没错，可为什么还要叫它有机体呢？你将社会冲突解释成了个体与超级怪兽之间的战争，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说法，那就是当权势力合起伙来有组织地打击任何来自下层的革命企图，而这些革命通常是阶级努力或团体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个体努力的结果。

个体

肯恩：这有可能引起人们对整个个体范畴的决定性的质疑。有些激进分子认为需要超越个体意识这个观念，创造一种新的部落意识或公社意识。您是否认为个体概念已经过时了？

马尔库塞：我认为个体概念并没有过时。它只是还不成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个体尚不存在。我们现有的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资产阶级的个体概念，因为它的同一性建立在相对于其他所有“个体”有竞争力的表现的基础上。

革命者

肯恩：如果说当今这种准个体的心理是围绕绩效原则和竞争原则组织起来的，那么新的革命者的组织原则又应该是什么呢？他的感性与理性应该是怎样的呢？

马尔库塞：我先从否定的方面说，因为否定也包含着肯定。那就是，心理、心灵和本能的结构将不再容忍攻击、支配、剥削、丑恶、虚伪或非人化的日常绩效考核。

从肯定的方面说，你可以将其看成是审美要素和爱欲要素在本能与精神结构中成长了起来。我认为，在如今抗议商业对自然的侵犯的行动中，在抗议人造的美与现实的丑的行动中，以及抗议伪男子气概与残暴的英雄主义的行动中，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新浪漫主义与科技

瑞泽尔：当您谈及新人类的本能结构时，您是否在暗示向更为自然的状态复归呢？这是不是一种新浪漫主义呢？

马尔库塞：绝对不是。有人批判我，说我反对科学技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一个像样的人类社会只能建立在科学技木的成就的基础上。一个起码的事实是，在自由的社会，一切异化劳动必须降至最低限度，而这要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

审美的、愉悦的环境变革之所以可能也取决于持续的技术进步。你怎么能说这是一种复归呢？这一愿景期待未来，它根本不向往过去。

瑞泽尔：不过，当今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真的对简单、原始、荒野和动物充满了乡愁。这似乎是因为他们对技术的各种表现深恶痛绝。

马尔库塞：我想说的是，他们厌恶的是当下对技术的滥用。我认为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它并没有高贵的野蛮人的意图。与自然建立一种力比多关系没有什么错；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根本不可能回到那种只存在于神话和诗歌中的远古时代。

荒野之地

肯恩：您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为了诱使您到蒙大拿州发表演讲，他曾许诺带您参观野生高山绵羊。我认为这说明在您的乌托邦愿景中必然存在着荒野之地？

马尔库塞：是的，但不能太过荒芜。我们可不喜欢自相残杀、还要吃人的动物。我们决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从来都不温顺。它就像人类现实一样残酷。这就是我坚持认为人类的解放也要包含自然的解放及其与人类的和解的原因。

瑞泽尔：“貂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马尔库塞：对。尽管我反感《圣经》，但这并不是说我先天地就认为《圣经》里的一切都是反动的和压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