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爱欲、恐怖、青年人与精神疗法（三）

人与自然的和解

肯恩：到底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意味着什么？

马尔库塞：从否定的方面说，它意味着停止残忍地侵害与破坏自然。生态运动已经清楚地讲明了该怎么做。污染自然同时也是毁灭人类，对于这一点，人们已经早有意识。但是生态运动不能止步于美化现有的体制，而是必须对浪费资源、污染地球的机构和企业进行彻底改造。必须废弃它们，代之以能将污染大幅降至最低程度的机构和企业。

瑞泽尔：那么您会不会觉得有些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马尔库塞：我不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诚实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回答。但我想讲一下我为什么提到要消除对自然的侵害。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环境的根本变革与生活的人性化意味着消灭现有的城市，创建能够恢复人类栖息地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和谐的建筑，正如能从中感受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欧洲中世纪的城镇那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更高的目标在今天仍旧无法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淘汰汽车这一当前主要的交通方式；必须减少噪音及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必须放缓人口增长。推土机不能再将林木连根拔起，不能再将景观夷为平地，必须恪守山丘与谷地间的边界，敬畏现有的植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使用机器，而是以一种更为感性的方式去使用机器。

瑞泽尔：您所说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诺曼·布朗的观点，他认为应该让理性思考和技术隐秘地发挥作用，让诗歌和疯狂的嬉戏公开地发挥影响。您似乎赞成这一观点。

身体与性别

马尔库塞：是的。但它们不是已经公开地发挥影响了吗？我的朋友诺曼·布朗与我的分歧在于，我认为他过于神秘和逃避现实了，这在他最后的著作《爱的身体》（Love’s Body）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想抛弃的恰恰是我想保留的。譬如，如果我对他的神秘主义理解确切的话，我觉得他想抛弃男女之别，创造一种雌雄同体的人。他似乎认为，男女有别是压迫造成的。对此，我不认同。这是我最不想抛弃的一种区别。

肯恩：但是由于布朗的语言充满了隐喻，我们很难知晓他是呼吁终结生殖器欲，还是要终结对生殖器欲的痴迷。我认为您关于新感性的说法极为类似于他关于能够通过诗歌打破世界边界——例如，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的边界——的爱欲意识的观点。

感性与生命

马尔库塞：不过我基本上是出于政冶考虑。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的感性概念理解成是一个生命概念，与此不同，《爱的身体》则是在神秘领域内生活、避难。

肯恩：我对您与布朗的区别是这样理解的：当他讨论爱欲化的身体时，他是在倡导文字游戏和诗意想象。因此，他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身体”这个词。而当您谈及新感性时，您讨论的是现实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新的关系。

感性解放

马尔库塞：没错。爱欲化的身体会反抗剥削、竞争、伪男子气概、征服太空和违背自然——一切现状。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革命的种子来自感性的解放（马克思）——但只有当感性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成了实际的生产力时，感性才能获得解放。

肯恩：也就是说，感性发展的真正的限制因素首先来源于共同体，然后才是心理？

马尔库塞：不，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只有当共同体由拥有新感性的人类组成时，你才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瑞泽尔：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循环论证。

马尔库塞：为什么呢？

瑞泽尔：如果说我们的心理结构，即我们那种形式的意识由我们所处的社会的性质决定，那么我无法理解的是，在社会变革没有发生之前，个体怎么会发生变革，反之亦然。

马尔库塞：我也无法理解。但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样，你可能由你所处的共同体决定，不过，这种决定可能是否定性的。

肯恩：所以你可能注定要去反对那些决定你的东西？

马尔库塞：是的。

加州索莱达市的绑架杀人案

瑞泽尔：既然谈到有些人注定要去反抗那些侵害他们的境况，那么关于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您想说点什么吗？

马尔库塞：我只能重复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话。安吉拉是我最得意的弟子，或者说是我最得意的三四位学生之一。毫无疑问，她已经证明，她不仅很聪明，而且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如果你问我，她怎么会参与到了发生在加州索莱达市的那场绑架杀人案？

我的第一反应是，据我所知，盎格鲁-撒克逊法的最高原则是无罪推定，即任何人未经法院证明有罪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证明其有罪的证据至今都没有拿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她在这个事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也许我们都知道有三四把枪是以她的名字购买和登记的，但这是否足以做出判决呢？报道说，在绑架中用到了这些枪，但由此我们就能知道她对此事是否知情吗？如果是她给的枪，那么我们知道她是怎么样以及出于何种目的给的吗？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安吉拉也只是在最近才在黑人政治运动中突然变得很活跃的。但是，1965年之前在布兰迪斯大学时，她几乎完全不参与政治。此后，她在联邦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待了两年。随后，她于1967年去了加州拉荷亚，并迅速投身到了黑人运动中。我认为一个很聪明、很感性的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没有任何问题。安吉拉在阿拉巴马州长大，在她的头脑中，乃至身体里，她经历了这里的黑人所遭受的一切。所以，对她来说，参与政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激进分子

瑞泽尔：从更加一般的层面来讲，您怎样看待在年轻激进分子——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当中越来越多的暴力行为？

马尔库塞：你可能知道，我对暴力和以暴制暴做了区分。不论是在方法和目的上，还是在使其得以形成的本能结构上，攻击性暴力都不同于防御性暴力。如果你在街上遭到了袭击，你就会本能地以手头上一切可能的防御性的暴力手段来进行回应。这与射杀群众或向游行示威者投掷催泪弹的暴力截然不同。

我还想更进一步说的是，有些出自伪政治激进分子之手的暴力行为，我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而且只会对当权派有利。

瑞泽尔：正如绑架和爆炸案件？

马尔库塞：我不想单独挑出某些特殊的案例或组织来说。我想把我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留给你的想象力。只有恐怖组织掌了权，恐怖才会在历史上起作用。例如，试想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这是由掌握了权力的组织而不是由为了争取权力而斗争的组织所实施的恐怖活动。试图夺权的组织从未能有效地利用恐怖，哪怕是很短的时间内也没有。看看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恐怖一点帮助都没有。

瑞泽尔：您刚才说防御性暴力和攻击性暴力产生于不同的本能或心理结构。您可以对此做些解释吗？

马尔库塞：请允许我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解释一下。攻击本能与生命本能之间的平衡在这两种暴力形式中是不同的。在进攻性暴力中，攻击本能实际上压制了爱欲本能，而在防御性暴力中则相反。我承认这非常思辨和抽象，但看上去却很有道理。

弗洛伊德对外科医生的解释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攻击本能为了生命本能而升华的例子。外科医生原初的攻击性在他们救死扶伤的过程中获得了升华。从我们整个社会来看，我们没能成功地使攻击本能获得升华。它们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肆虐。这可能是自有文明以来最为暴力的社会了。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需要死亡本能概念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不同于古罗马、意大利美第奇王朝、匈奴部落或其他人与人之间在很高程度上充斥着暴力的社会，在美国，暴力受到了上层社会的管控、摆布和操纵。暴力似乎已经在社会体制与社会关系中根深蒂固。

暴力与竞争

肯恩：暴力与竞争之间似乎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其经典著作《游戏的人》（Honw Ludens）中提到，游戏的本质就是竞赛，或者竞争（agon）。您能想象一个摆脱了一切暴力与竞争的人吗？也就是说，你能设想一个毫无痛苦（agonal）的人吗？

马尔库塞：当然不能。对我来说，一个没有你所谓的痛苦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你不能或不应该去消除痛苦，因为它会带来很多好处。例如，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创造性的竞争最终会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

瑞泽尔：您认为竞争并没有逐步上升为破坏性暴力的内在逻辑？

马尔库塞：是的，恐怕我是一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我知道如今的竞争确实正在走向暴力，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那么情况也会随之改变。

自我批评

肯恩：您的思想一直不断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您是否愿意通过自我批判来回应您的批评者呢？

马尔库塞：当然愿意。不得不说，我可能过于强调即将到来的革命最极端和激进的自标了。然而，我并不清楚我们已在何种程度上处在了我所谓的预防性的反革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现有社会会使用所有可能的精神与物质手段来镇压激进的反对派。所以，英勇的激进学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到的是英勇的嬉皮士和易比士的时代。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做了绝对必要的工作。他们是英雄，现在很可能依然是英雄，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按照历史序列来讲的话，我们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目前正处在有组织的反革命的阶段。你不可能对法西斯主义感兴趣。现在需要的是整个地对这场运动的策略进行重新审视。

新的策略

肯恩：对抗政治这一策略在这个阶段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马尔库塞：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对抗。对抗的形式巳经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大学为例，当局现如今会对静坐、占领建筑物或其他抗议形式采取法律行动。当局会发布禁令，将示威者移交法庭，然后对他们判以监禁或处以重罚。这会耗掉很多反抗者几年的时光。所以一年前仍有可能的对抗形式，现在使用它们的代价正变得越来越高。运动中的每一分子都必须反省和思考何种形式的对抗与组织在这个反革命的阶段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可行的。

瑞泽尔：对于可能的发展方向，您有什么看法？

马尔库塞：这个问题应该留给运动本身去解答。你知道，我一直拒绝在运动中扮演父亲或祖父的角色。我不是这场运动的精神导师。此外，我对这些既活跃又可靠的学生们有着足够的信心，我认为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来行动。他们不需要我。